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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你和父母都老了——1950年代生人,养老困局怎么破?

2019/9/11 3:13:32

当你和父母都老了——1950年代生人,养老困局怎么破?

年近九旬的朱鸿程从没想过自己的晚年会在养老院过。

 

更没想到的是,居然还过得不错。

 

2016年10月,65岁的女儿朱玲将一家两代人的养老抉择过程发表于杂志《经济学家茶座》,引来大量平台转载。除了偶有标题党冠以“社科院学部委员送父母进养老院”的雷人标题外,更多读者表示“感同身受”。

 

有人辗转打听到文中“位于燕郊的大型养老社区”,不惜驱车2小时从市区前来为长辈探路。有人径直找到朱鸿程,说:“也想把我妈送这来!”朱鸿程隔三岔五接待,像领熟人一样,在园区里转一圈,“这是自理区……这是半自理区……这是全护理区……”

 

一家两代人养老的故事本不足为奇。但在长期关注养老、社保制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眼中,这个样本折射出的是逐渐凸显的困境——

 

首先遭遇养老照料难题的,并非独生子女一代,而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。照料者自己步入老年、现代人对养老要求提升、父辈寿命延长,如何选择能同时增进照料者和被照料者福利的方案,对双方都是严峻挑战。

 

而朱玲的同事、曾任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杨团直指核心:除了一些城市类似“长者照护之家”的实践,整个社会的长期照护体系仍有缺失。

 

 


【平衡】

 

一室一卫,一张红木贴面的床配以同色床头柜、电视机柜,再加2张圈椅,令这个36平方米房间颇有家庭气息。而接有呼叫铃、氧气口的床头设备带,又提醒来访者:这里与家有所不同。

 

朱鸿程坐在电视机前调台。他耳背,要靠电视很近。

 

周四晚上21时,是他“捞稻草”的时间——他管买彩票叫捞稻草。

 

“每礼拜3次,我让二女儿给我买。”这个晚上,他摇摇头,“又交白卷了”,转而发微信给二女儿,“没有中,继续买”。二女儿回:“放心!(一个加油的表情)”

 

“不怕你笑,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钱不够。如果老天爷体谅我,让我捞上一回稻草,我心里就踏实了。”

 

一直以来,入住养老机构,不在朱鸿程的养老计划之列。

 

按他的理解,父辈不都是在家里养老送终么?

 

朱鸿程1930年出生,是家中长子。工作后,服从组织分配,东奔西走,一直与父母及岳父母异地而居。他为父母养老的形式是寄钱,50元的工资,每月寄20元左右,直到父亲离世。

 

他和妻是高中校友,又是同事,两人都在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执教30多年,他教数学,妻教语文。长女朱玲1951年出生,次女1954年,儿子1968年。

 

他和妻退休后,2001年在儿女邀约下,来北京与儿子一同生活。对于大多数同年代家庭,与儿子生活是养老的常见选择。

 

2006年情况发生变化。老伴初显抑郁和健忘症状(后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症,俗称老年痴呆症),数次哭求搬离。朱玲便在自己同小区买下一间旧宅,简单装修给二老住。

 

彼时,朱鸿程还有余力照顾老伴。他自己有腿疾,每周二都与老伴步行去就医。平时在女儿安排下,听戏、看美术展、去公园健走。每日都和女儿一起晚饭。当女儿出差,还代为收取信件刊物、浇灌室内植物。

 

2012年,因一位长期居住海口的好友称赞当地环境,朱鸿程和老伴去了海口,成了候鸟一族——每年秋冬飞去海口,翌年4月再回京。

 

朱鸿程说,海口的时光,他至今难忘。气候温润、蔬果鲜嫩、海产味美、房子宽敞,还能时不时与老友串门。

 

他当时心想,就在海口养老送终,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朱玲总结,当父母尚属“中龄老人”、她渐入低龄老人阶段时,“双方体力和精力良好,各自生活独立又互相帮助,可谓上佳的合作状态”。

 

 


【失衡】

 

但平衡总难一直维持。

 

只能在被打破、重建、再次被打破、再次重建中维系……朱玲把这之中的考量与决策称为“相机抉择”。这是她研究中常用的专业词汇。

 

朱玲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,如今也算低龄老人,但生活状态依然是东奔西走、各处调研。

 

父亲评价她“有志气”。1977年,高考恢复第一年,朱玲年龄超了1岁,她拿着自己出版的书去县招生办争取,得以参加考试;考上西北大学历史系,刚进学校上课时,研究生考试,她又报名,考上研究生。后赴德国取得博士学位。

 

朱玲追踪调查过新型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,关注过农场职工的养老保险缴费困境。但现实中遭遇父母养老问题,预期却屡屡被打破。

 

最大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。二老在海口的两位好友相继离世。其中一位去世时,父亲给一位远在天津的好友电话报丧,不想对方竟已逝世1个多月;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日渐加重,时不时哭闹一场;父亲的静脉曲张引发小腿溃疡、足部肿胀,施用方子不见好转,只得回京寻医。但下飞机时二老连舷梯也下不了,乘务员调用了升降机和轮椅,才把他俩运出机场。

 

原本的合作养老模式失衡了,朱玲不得不另寻途径。

 

在她的同事杨团看来,冲突产生的原因并非两代人相继进入老年,而在于一方失去独立生活能力,需进入长期照护的阶段。

 

最初姐弟仨提出找保姆,被父亲一口拒绝。他在电视上看过一些令他不安心的案例。

 

2015年3月,朱玲和父母所住宿舍楼大修,小区堆满建筑材料,她建议父母去西安朋友高伯伯入住的一家老年福利中心,暂住一段时日,再次被父亲拒绝。他被腿疾困扰,不想换住所。  

 

无奈之下,姐弟仨分头考察京城的养老机构。多番探访后,位于燕郊的这家让人动心——卧床均可遥控起降并设有护栏,天花板上嵌有滑轨,可用于完全失能老人的挪移;卫生间宽敞,内设安装智能洁身器的马桶;营养配餐均送入室内,洗头、洗脚、洗澡、洗外衣、洗被单和打扫房间都由护理员负责。每层楼厅附设24小时值班站,机构紧邻三甲医院,就医有护士引领,轮椅或病床可直接推入医院。院内设有门诊部、超市、阅览室、健身馆等服务场所;同时收费低于京城同等条件机构。

 

朱玲预想到了劝服父母接受养老院的艰难。母亲听闻要入住养老机构,便怒骂:“我生了她,她却不要我了!”她也动过陪父母一起住养老院的念头,但因为对事业依然有热情,住进养老院不便工作,便也作罢。

 

但多年的调研经验让她知道,父母当前阶段,必须接受专业护理,才能保证生活质量。

 

 


【负担】

 

说实话,朱鸿程并不排斥养老机构。

 

去西安,他是不想。已从海口回到北京,再度易地,他和老伴都很难适应。

 

而儿女为他在北京选的地方,在他看来又属“高大上”。“他们仨能挣多少,我心里清楚。我不想给儿女增加负担。”

 

他能接受的养老机构标准是,能用夫妻俩退休金共8000元支付。他们单位向80岁以上退休职工,每人每月还发放100元老年补助和60元门诊费。只有大病住院,才可报销部分,而要入住养老机构只能自己埋单。

 

他和老伴试住后,养老机构评估的费用出来了,大大超出预期。

 

朱鸿程在女儿陪伴下去清点银行账户:活期存款大致可交纳养护中心的押金,定期存款共计40多万元。朱玲说:“如果养护中心不涨价,您俩每年除了养老金,大约需补10万元。4年多后您和妈都过了90岁,我们姊妹仨分摊资金缺口,我担大头,可以吗?”他苦笑说:“那我的生命也就该走到尽头了!”

 

进养老院当天,送别儿女,他忍不住落了泪。被儿子看见,儿子朝姐姐怪道:“我爸都流泪了!”

 

朱玲到家就给他发短信,让他和老伴观察邻居的生活状态,安心享受专业照料服务。他回复:“慢慢适应吧。我哭是你们要走了,心里一阵凄凉感。”

 

“适应新环境,总有个过程。”朱鸿程说。入住第二天,他就感受到专业照料的好处,大夫给他打的绑腿结实,他的腿疾好转。老伴对食宿和服务也满意。

 

护理主管小杜说:“老年人都不爱挪地儿。”她见过退了住、住了退、又再回来住的老太太。但大多数老人住一段时间后,就真的把这里当家。有的老人把自家家具、摆设都搬来,还买了钢琴和电脑。

 

 


【危机】

 

作为长女,朱玲希望所有的选择都能结合全家福利做出,能同时增进照料者和被照料者的福利。在一次次抉择中,每每平衡失却,整个大家庭都精神紧绷,而父母再度安顿,则全家才能轻松。

 

十年前,朱玲接到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症诊断书时,“内心一下子落入深渊”。她在做相关研究时看过不少健康读物,知道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病症。越到后期,患者失能越多,承担照料工作的亲属越痛苦,陷入抑郁症的亲属不在少数。“照料病人的底线,当为照料者不被病人拖垮。”

 

没想到,2016年国庆节,父母入住养老院半年,父亲便濒临被拖垮的边缘。

 

那日,她收到叔叔转发的她父亲的微信——“老伴失智,是很折磨家人的,我已经86岁,希望得一个猝死的病。”

 

她抓起电话就打,知道父亲熬不住了,迅速联系机构为母亲购买“一对一”护理服务,并叮嘱父亲干不了的事情不要勉强,遇事按呼叫器请护理员帮忙。电话那头,父亲为母亲的状态痛哭,既舍不得与母亲分开,又担忧费用因新的安排猛涨。

 

过了一日,她去园区,带着父母在长椅上晒太阳,平心静气地劝父亲:“您对自己能力的想象高达2米,可实际能力只有1米,以后照料她还需要您具备更高能力,怎么办?这个缺口只能请专护员弥补。”

 

朱玲说,她在为父母签约养护中心的那一刻就深切体会到,老龄化时代亟需匹配长期照护保险制度,以分散单个家庭及个人承受的财务负担。

 

她为父母卖掉了老家房子,得18万元,结合此前存款,再支撑几年后,由她带着弟弟妹妹补差额。

 

父亲最终同意。

 

在父母入住之后,朱玲在饭馆里郑重和好友商量了自己今后的养老计划——

 

第一,75岁就考虑进养老院,免得人到高龄连自办入院手续都困难;第二,好朋友结伴而去,方便社交;第三,先去苏杭一带的养老中心,争取获得性价比高于大都市的优质服务;第四,到衰老阶段回北京,住社区养护中心,原因是,好友的孩子在京工作,朱玲的亲朋好友也多在北京;第五,现在就开始,为选择机构养老做财务准备。

 

 


【安心】

 

朱鸿程终于开始安心接受专业照护。

 

护理员介入那晚,老伴起夜,由护理员照顾如厕,事后老伴睡得很好。而他虽听见但未起身,所以也休息充分。因有护理员跟随,他不用担心老伴走丢、吃饭等问题。

 

他从女儿处看到不少关于长期照护的思考。长期照护的概念,源于西方,是以失能失智老年人为对象、以资金保障支持其服务的一整套社会政策体系,尤其在深度老龄化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化安排。“连续性长照,是比吃饭穿衣还优先的最基本生活服务。”

 

朱鸿程感同身受。

 

他又有精力关注他喜欢的国家大事了。没事就查看微信,还看历史书。“我的精神世界还没有衰老,我不想当个糊涂人。”

 

“身体可以护理,心理上必须要靠自己,这是一个人的必经之路,靠不了任何人,包括子女。”朱鸿程说。

 

午饭毕,护理员还在给老伴喂饭。他向记者回忆往昔:“3个孩子的成长,一幕幕都能放电影一样在眼前过。”大女儿出生在12月31日的中午,刚生下,便听到那个城市每到中午12点固定拉汽笛的声音;二女儿出生时他在北京学习,错过了;儿子出生时,他从糊了纸的洞洞往里看,才刚看一会儿,里头就喊“生了个小子!”

 

他说,自己在学习接受衰老。偶尔想起谁的音容笑貌,怎么也想不起名字,想久了心烦,也学着不再自扰;此前喜欢拉二胡,如今一拉像“杀鸡”,赶紧放下,也不再失落;有位学生来看他,已经70岁了,学生走后,他躲在厕所里哭了一场,但也提醒自己尽快从感伤中走出。“不能不接受衰老。这是自然规律。”

 

 


【希望】

 

杨团认为,两代人共同步入老年,只是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现象之一。而冲突产生的原因则是一方出现失能失智、缺乏独立生活能力,而照料的一方无论服务还是经济条件都无法跟上。折射出的,正是针对失能失智者长期照护体系的缺失。

 

全国老龄办、民政部、财政部2016年10月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,我国失能、半失能老年人大致4063万人,占老年人口18.3%。

 

朱玲一家尚能达到平衡,而她在农村调研时发现,“因失能致贫”成为新贫困家庭的主要形式。“中西部乡村贫困家庭的失能老年人,几乎就是‘风烛残年的等死队’”;而有的家庭,子女被束缚在失能老年人的照料服务上难以就业,家庭也在财力只消不涨当中出现危机。

 

“长期照护体系谈了20年,但依然尚未建成。”杨团说,问题之一便是把长期照护与养老混为一谈。

 

在我国,主因在于观念。“人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,老人是否需要照顾,不是看年龄,而是应该看实际的生活能力。”杨团说,长期照护是以失能失智老年人为对象,养老和社会化养老服务则是面对所有老年人服务。用养老服务涵盖甚至替代长照服务,导致靶向不准、结构失衡、人才短缺,致使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料严重不足。  

 

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认为,应做好顶层设计,通过试点失能长期照护保险、商业保险、长期照护津贴、慈善捐助等建立长期照护保障制度。   

 

对朱鸿程来说,重担卸下,才终于重新拥有自己的精神空间。这是他接受长期照护的意义。

 

唯独费用还是心病。老伴使用专护后,朱鸿程仍为半自理,单住一间房,每月费用5800元。老伴的费用,按一对一护理和套间计算,每月是15700元。

 

当前,他只能说服自己把希望寄托于彩票了。

 

 

题图来源:视觉中国  图片编辑:苏唯  编辑邮箱:eyes_lin@126.com